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路径与对策研究
——以黄石职业教育为例

 
摘  要：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是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侧和需求侧错位失衡，是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主要问题，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当前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从盘活供给、压缩供给、增加供给、改善供给四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问题分析；路径对策
 
供给学派虽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其思想和政策主张由来已久，渊源于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放任市场自由竞争的思想，其基本观点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经济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增量、资本增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和有效利用，在实践层面，其核心政策主张是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1]，借鉴西方供给学派的思想，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中央高层提出了自己的“供给侧改革方案”：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思路就是适度扩大需求+供给侧结构改革，具体政策措施主要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出口受挫、消费不振等背景下，从中长期着眼，从供给侧发力，对中国当前经济改革无疑是一副良药，对与经济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改革与突破发展无疑也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借用供给侧改革的思维，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必须坚持三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职业教育供给效率为中心，以改革促进生产率持续提高和供给能力进步，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职业教育的问题。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突破制度性障碍，放松供给抑制，解除供给约束，进一步放开职业教育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包括政府扩大职业教育供给的积极性，学校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的积极性，教师持续推动供给创新的积极性和社会参与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积极性。
职业教育由于结构性矛盾所引发的吸引力不强、与地方产业升级发展不协调，直接影响了黄石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把握职业教育发展趋势，聚焦供给侧，去产能提高办学效益，补短板增加供给，降成本改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活力和效率，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和企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职业教育需求，增强用户体验和获得感。

1  盘活供给

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证明，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规范的框架下行使干预职能，不仅不会损害市场机制的作用，还能弥补市场失灵[2]。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同样证明，政府不正确或过分干预，会导致市场的失灵。因此在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中，必须合理界定政府的身份和职能，明确有限“管理”和全面“控制”之间的区别。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正确的做法是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市场，把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把双方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
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好“加减法”。“减法”包括：
（1）遵守市场规律，尽量避免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生产，避免直接刺激产能。
（2）制定政府的负面清单、权利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依法治教，政府必须在法律规范内行使职权，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科学性，避免一届政府一个规划。
（3）去行政化，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处理好政校关系，政府和学校在发展中各归其位，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去行政化不是简单地取消职业院校的行政级别，更重要的是去除行政化的管理思维和管理办法。
（4）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尤其办学定位、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选择、专业设置、教师管理、自主招生、校企合作、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权力。推进教育家办学，把教育的主动权还给学校和教育行业，鼓励职业院校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调动办学活力，逐步建立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职业学校治理机制。
（5）放松供给抑制，放宽行业准入门槛，扫除社会资本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性障碍，降低供给成本，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让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真正享受“同等待遇”，鼓励和加强自由竞争，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但是简政放权并不是说政府“不作为”，而是要转变职能，更加“有作为”，做好“加法”，具体包括：
（1）加大投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高成本教育类型，但是高职院校获得的国家财政拨款经费相当于普通高校的1/5，中职学校则更低，黄石地区的生均拨款远低于湖北省制定的标准。经费的紧缺使职业教育改善供给条件、扩大供给增量、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都举步维艰。因此，政府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文件和相关政策，不断加大投入。
（2）加强制度供给。既要破除阻碍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制度性障碍，更要加快制定有利于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尤其重要的：一是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法律，使学校作为供给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责更加明确，让职业院校在法律框架下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有更强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二是从税收、补贴等多方面，加强校企合作的顶层设计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引导和鼓励本地企业举办、参与职业教育；三是在准入考试、学分互认、课程衔接、招生计划等方面，打破职业教育学生升学的制度性瓶颈，加强有利于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相关制度建设，构建无障碍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四是加快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让职业院校在教师招聘、职称考评、收入分配等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法律依据；五是建立和完善职业院校破产和在编教师退出的相关法律制度；六是改革当前的高校招生制度，把职业院校放在与本科院校同等重要、相互平行的招生序列，而不是把职业院校放在普通教育招生志愿投档的末尾。
（3）加强服务。政府要由“管理”型向指导、服务型政府转型，比如：加强高端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和设施建设，破解职业院校人才引进难的问题；在扩大职业院校专业设置自主权的同时，加强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规划编制，加强建设专业设置的信息服务平台，为职业院校的发展定位和专业设置提供科学的参考和指导；加强专业建设、人才市场、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建立就业预警机制和专业预警机制；加强职业教育的研究，及时预警职业教育下一轮的产能过剩；加强职业教育“走出去”国际交流的牵桥搭线和服务咨询工作。
（4）培育环境。不仅要在法律制度上确立职业教育的独立地位，而且要引导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而是一种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教育类型，改变过去那种“差生教育”“低分教育”的固有印象，培育重视职教、尊重职教、投身职教的创新创造环境；不断提升技术工人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技能、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

2  压缩供给

压缩供给是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手段，压缩并不是整体减少产能，而是为了去产能，让无效、低效的供给退出市场，让优质资源流向供给效率高的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库兹涅茨式”结构演进。让“僵尸学校”退出市场，一种方式是关闭，另一种方式是被兼并或重组。
第一种方式可能会导致几个不良后果：第一教师失业，会不会产生社会问题；第二由于一些“僵尸学校”背负银行债务，关闭可能会产生不良资产。但是如果“僵尸学校”不能退出市场，既会挤占更多的资源，也与鼓励创新相违背，对于提高资源效率会有很大的约束。并且职业院校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同，它属于智力密集型单位，教职工知识层面相对较高，再就业的能力更强，而且随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失业的教职工还有社会保障体系托底，所以关闭“僵尸学校”产生社会问题的可能较低。另外，让“僵尸学校”退市的另一大好处就是对改革中的职业院校将会产生巨大的倒逼和促进作用。
如果采用兼并或者重组的方式，政府和学校都必须慎重。政府不能“甩包袱”，而要创造条件，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3]，让被兼并的学校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生产要求向兼并的学校转移，让职业教育“甩包袱”，集中优势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对退出市场的职业教育资源，要创造性盘活，发挥他们的市场价值，为扩大职业教育供给服务。
压缩供给还包括淘汰落后专业，及时停办不符合学生需求和经济发展要求的“僵尸专业”和就业率低的专业。对于职业院校管理者来说，一定要认识到并不是专业数量越多越好，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最终将增加单位新增产品的边际成本，并且还会产生经济学上的“挤出效应”，不利于资源的优化和供给效率的提高。

3  增加供给

（1）扩大供给的数量。目前黄石各大企业“技工荒”日益严重，不断扩大适应企业生产需求的技能人才供给量，是黄石职业院校当前的重要任务。其次要扩大供给面，拓展服务范围，黄石职业教育不仅要为工业企业服务，也要向新型城镇化、新型职业农民、现代农业延伸。
（2）提高供给质量。也就是要走内涵建设的道路，不仅仅是口号上，更要切切实实落实到行动上。关于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包括专业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课程改革、教学模式、校企合作、校园文化、学生管理等多个方面，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比较，这里不一一赘述。关键一点就是在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过程中，务必要按照市场需求来增加供给，尤其是要注重用户的体验，包括学生和企业的体验。要培育新的质量文化和市场观，打造黄石职教品牌。
（3）降低供给成本，打造核心竞争力。与民办院校以及完全市场化的社会培训机构相比，职业院校承担太多的社会职能，一所职业院校几乎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必须用有限的资源来提供很多它并不擅长、效率不高的供给，这就大大提高职业教育的供给成本。因此必须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剥离负资产，把优质的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让专业人的干专业的事。比如学校保卫安全工作、心理健康咨询、宿舍管理、膳食餐饮、后勤服务、退休人员服务、社保医保办理等事务性工作，完全可以外包给社会上的专业公司和公益性机构，让他们提供价格更低、质量更优的专业服务，或者学校把从教学岗位上分流下来的教职员工组成专业团队，然后把这些事务性工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外包给自己的专业团队；再比如，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基础课，甚至专业课、实训课，同样可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外包给校内外的教学团队，老师按照自己专业特长，组建自己的教学团队，以课程包的形式出售教学服务，按照学生选课的数量和学生评价以及企业反映获取劳动报酬，学校只负责中间环节的衔接和教学过程的监督、教学评价的组织以及其他行政性和党群方面的事务。这种按照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的收入分配方式[4]，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是巨大而深远的，也是最根本的“革命方式”。首先可以大大降低职业教育供给的成本，让职业教育回归到教育的中心任务上来；其次可以大大激发创造的活力，让专业的人专心干专业的事；再次有利于打造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推动职业教育技术进步和科学创新；并且对于社会来说，也有利于解除供给约束，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专业的优质服务。
（4）加强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目前各职业院校基本都是孤岛型校园，骨干院校、示范院校的辐射效应并未很好发挥，要加强职教联盟和职教集团建设，加快省会城市职业院校和地市州职业院校、城市职业院校和农村职业院校、骨干示范院校和普通职业院校之间的要素流通，以大型优质职院带动大量落后职业院校的发展。要支持有特色、实力强的职业院校以输出品牌、资源、管理的方式成立分校和连锁型职教联盟；要支持引进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先进职教理念、资源、经验，以合资的形式联合举办二级学院或者专业；加强紧密型职业教育集团建设，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以入股的方式，参与职业教育供给。
（5）打开国际市场。把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投放到国外市场应该并且逐渐成为一些优质职业院校的目标。随着贸易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教育承担着文化交流与人才培养的重任，职业教育作为占据国民教育体系半壁江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积极参与教育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主动调动和整合政府、企业以及兄弟院校等多方资源，开展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充分发挥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基础性、支撑性人才的价值效用。黄石职业院校可以积极主动与本地出口型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以及企业协会开展合作，培养既有技术技能，又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环境、法律法规、资源禀赋、风土人情的复合型人才，扩大供给市场；也要加强对外合作交流，通过中外联合办学、吸纳培养国外留学生、学生海外实习与深造、教师交流互访等方式，共享国内外的职业教育理念、专业理念知识、教育教学实践等优质资源，提高职业教育供给水平，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4  改善供给

黄石的职业教育正处在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提升的发展阶段，要想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善供给，就是要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具体路径有：
（1）培育新增长点。一是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来临，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新制度呈加速度发展，黄石职业教育要充分利用“船小好调头”和后发优势，增强市场灵敏度和产业发展的预见性，紧跟“六新”趋势，抢占科技发展前沿和制高点，打造发展新优势，创造新的供给，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加快“互联网+”的深入融合，坚持技术创新与理念创新，深入研究“95后”“00后”的成长基因和和心理诉求，探索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和个性化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爱好与需求。三是加强个性化供给。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但是各院校应该以最终目标为依据，结合地方产业特性、区域环境和文化背景，不断探索和调整自身定位，形成具有自身院校特色、职业特色、文化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可以主动对接大冶古建行业的蓬勃发展，建立古建学院；主动服务“一县一品”布局，建设乡村旅游经济学院等。
（2）升级创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许多职业教育发达国家，近年来职普比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经济学家埃克豪特等人发现，在全球分工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也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分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从而对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需求增加的同时，发达国家更加侧重于科学、技术、设计和管理等创新型劳动者的培养。“一般来说，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操作性职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把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然而，当经济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需求依靠创新驱动的条件下，对只有通过通识教育才能获得的劳动者的认知能力，乃至非认知能力产生更大的需求。[5]”从当前全球分工来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劳动力更廉价的欠发达地区转移，中国经济正在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奋进，这对能够在产业结构急剧变化中善于适应和调整的劳动者以及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善于创业创新的人力资源，产生更大的需求。因此扩大职业教育的供给，必须充分考虑新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人力资本的新需求。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的阶段时，人力资源市场将出现以下两种趋势：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机器替代劳动者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二是转向创新驱动的迫切性提出了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这就人们必须提前做好职业教育的布局，如果职业教育仅仅培养学生“很容易就被机器人打败的具体技能”，那么职业教育将迟早失去自己的存在价值，并且这一天不会来得太晚。按照人均收入与职业教育相对比重的统计规律，2012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高中阶段上，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率（职普比）平均为0.52∶1.00，而中国的该比率高达0.80∶1.00，已经有产能过剩的迹象。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深入转型升级，低端的职业教育产能将出现大面积的严重过剩。
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加快转型，转变过分注重实际操作和具体技能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加强通识教育，着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大写的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培养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高级技术人才；加强三创教育，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创新人才。
（3）创造软价值。随着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和自由竞争的深入推进，将来职业教育的新需求和新供给将逐渐、甚至更多地从“硬财富”转移到“软价值”上，因为职业教育必须从供给侧改革着手，做大价值链，增加附加值。
第一要打通中职、专科、本科、研究生的升学渠道，形成职业教育完整的教育序列，开展设立专科高职教育学位的试点，不断增加职业教育的附加值和吸引力；
第二要加强职业教育品牌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品牌影响力和文化吸附力将成为将来职业院校最大的“软价值”。
第三要面向地方，服务社会，开放图书馆、体育场、餐饮中心等硬件设施，增加所在区域的公共资源供给，服务社会；
第四要充分发挥地方智库、科技研发和技术转换中心的功能，积极为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解决方案；
第五要开放软件资源，充分利用学校文化传承、文化传播、文化引领的功能，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和社区服务。
当然教育行业毕竟不同于其他经济行业，具有立德树人、传承文化的独特使命，推进职业教育改革，还必须要注意到它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方针的大方向下进行。但是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思维和对策，对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确实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吴敬琏等．供给侧改革[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2]    滕泰，范必．供给侧改革[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3]    张旭，郭菊娥，郝凯冰．高等教育“供给侧”综合改革推动创新创业发展[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4]    姜大源．职业教育：供给与需求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4)：1-30．
[5]    陈斯毅．当前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J]．广东经济，2016，(6)．
[6]     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J]．财政研究，2014，(8)：3-6，11．
[7]     郭珉媛．以高等职业驾驭供给侧改革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8)．
[8]     蔡中兴．供给侧改革视域下高职院校对工业4．0时代的适应性研究[J]．教育探索，2016，(8)．
[9]     花鸥，曾庆琪．供给侧结构改革下高职教育发展研究[J]．职教论坛，2016，(18)．
[10]   郭静．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推进路径[J]．职教理论前沿，2016，(27)．
[11]   俞浩奇．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问题、路径与对策[J]．职业教育旬刊，2016，(17)．